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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假打红古镇

        我是从中央电视台获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整治柳市产销无证、伪劣电器产品通知的消息，时间是1990年6月10日晚间。次日，几位县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碰头会，他们的神色都显得十分紧张。他们明白，此前的晋江假药案因为打击不力，整个班子是连锅端掉的。 当天，县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，传达贯彻国办发199029号文件精神，对打假工作作了研究部署。接连几天，县长林绍濂就带我到柳市进行座谈调研，发动开展打假工作。6月23日，一支有20多人组成的县打击查处无证伪劣产品工作队进驻柳市，由副县长林建伟为队长,时任县府办主任的我为副队长(副队长共有四位，后工作队员增至65人)。接着，温州市的工作组、浙江省的检查组也先后进驻柳市。我参与研究并起草县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查处生产销售无证、假冒、伪劣电器产品的通告》、《致全国各地工商、标准计量部门的函》、《致外出经营户的公开信》等文稿，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，部署整治行动，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电器市场活动在柳市轰轰烈烈兴起。
        正当我们按照“打击、堵截、疏导、扶持”的方针，全力以赴整治电器市场并取得初步成效时，国务院七部局联合工作组于7月16日来到乐清。他们听取乐清县领导的汇报，再到柳市进行实地检查后，对我们的工作并不满意。在国务院、浙江省、温州市、乐清县、柳市区五级工作组联席会议上，七部局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严厉地指责我们“打假还是假打？” 认为当地领导的思想认识未解决好。当晚深夜，在缩小会议范围后，七部局联合工作组一位领导指出，温州市委书记曾说“农民本来握锄头柄种地的，现在能做低压电器了，也是一大进步”，这是假打的典型言论。还指出，前任县委书记也是支持假冒伪劣的，他在省里有后台，要一查到底。会上，省检查组组长翁礼华据理驳斥，坚持“柳市电器市场不能打死，只能真打真扶才有出路”，据说他还拍了桌子呢。后来，七部局联合工作组前往杭州，与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作了沟通，提出要撤换省检查组领导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很为有关的领导担心。特别是我于几年前曾为前任县委书记仇保兴起草过一篇题为《柳市区的电器质量是怎样提高的？》的文章，刊登在《浙江日报》上，会不会连累到他。
        然而，我们仍然坚持一边真打，一边真扶。到8月底止，对生产低压电器的765家企业和1544个家庭工业户进行清理、整顿，限令无证的一律停产，吊销了186家“四无”企业，取缔了仙洋旧货市场，清理了1267家电器门市部，对600个有证、照的门市部实行集中经营，统一管理。打击制售无证、假冒、伪劣产品的违法乱纪活动，在北白象、清江、慎江设立水陆交通检查站，查处案件182起，查获产品36000多箱（件）。与此同时，大力开展疏导、扶持，帮助一批企业转产服装、电子、仪表等，对具备低压电器生产条件的，帮助补发生产许可证。通过努力，有24家企业领到了部颁生产许可证。几个月下来，柳市的面貌大变，打击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。
        同年12月初，上头一位重要领导前来柳市视察，让县长林绍濂和我一起陪同。原来，他是国家科委顾问谢绍明，后来才知道他是著名革命烈士谢子长之子，还是总理李鹏的留苏同学。我们与省检查组组长翁礼华、副组长姚守豪一起陪同，谢绍明到柳市视察了一家家企业，连连称赞。他说，“你们的整顿工作做得很好”，“有些企业比军工企业还管理得好”。12月3日，谢绍明到温州与市领导交换意见，充分肯定了柳市整治的成果，还对柳市的发展提出了希望。那一晚，我们四位经历过柳市打假的战友，兴奋得不得了。在华侨饭店的房间里，大家拿出笔记本，对着记录，由我整理了谢绍明讲话的全文。
        柳市打假的经历，令我终生难忘。一年后，柳市经济并没有因打假而萧条，反而越来越红火。我又重访柳市，写了一篇题为《等闲识得春风面》的报告文学，不久《经济日报》作了有删节刊登，将标题改成了《整出来的天下》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待续）